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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历史值得烟台人永远铭记当灾祸从天而降

  因这段历史留存下来的文字记载极其有限,在这里,我们只能借助个别老照片或实物资料,略窥其时代风貌。左为民国早期朝鲜仁川华丰栈招商小广告,右为1937年仁川鲁侨小学校修学旅行合影(局部)。

  除了与朝鲜半岛在地理上的接近,烟台人闯高丽有其历史原因。1882年朝鲜发生“壬午兵变”,清政府派提督吴长庆率军从烟台前往朝鲜平乱,有部分商人随军行动办军需,这应是华侨大批进入朝鲜半岛的开始。

  1882年10月,清朝与朝鲜签订了《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》。通过该条约,清政府在朝鲜取得了领事裁判权(又称“治外法权”)、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权益。1884年,清朝和朝鲜签署了《仁川华商租界章程》,并取得了仁川清租界;不久之后,又通过《釜山华商租界章程》和《元山华商租界章程》,先后取得了釜山清租界以及元山清租界。朝鲜的清租界设立之后,大清国的商人如过江之鲫涌入朝鲜清租界,居住经商。这些商人中,首先是以山东籍的商人最多,其次也有广东、上海等地的商人。

  到20世纪20年代,“朝鲜华侨人口为最高峰达4万余名(一说10万人———笔者注),居住地域以京畿道(汉城[今首尔]、仁川)、平安南北道、咸镜南北道为中心。华侨职业以经商为最”(根据1993年《世界华侨华人词典》)。

  山东人占绝对多数,这是朝鲜华侨的特点之一。“1929年,仁川华侨的籍贯96.4%为山东,其后依次为河北、辽宁、浙江等”。而据1936年统计,“朝鲜全境共有华侨团体31个。其中商会13个,会馆7个,商业组织5个,工会1个,农业会1个,慈善会1个,帮会2个。除了南邦会馆、广东会馆外,其它社团组织的会员90%以上是山东籍的华侨”。

  山东人在朝鲜华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,而烟台人(包括威海)又占山东华侨的绝对多数。比如,1941年仁川中华总商会中,商会成员共28人。其中,商会主席孙景三是牟平人,其他商会委员除两名商会委员是安徽人、一名商会委员是上海人外,其余都是牟平、福山、蓬莱等地的烟台人(其中有一名商会委员是荣成人)。

  在朝鲜的知名侨领也大多来自烟台。如傅绍禹(1880-1954,即傅维贡,烟台), 曾担任仁川中华商务总会会长、仁川华侨协会三任会长和仁川华侨学校理事长。于希光(牟平),共和春饭店创办人,历任仁川中华商会执行委员、仁川华侨自治区区长、仁川华侨协会会长、中国驻韩直属支部常务委员、华侨总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。王起元(牟平),1927年担任朝鲜仁川中华总商会会长;孙景三(牟平),1941年担任仁川华商商会会长。宫鹤汀(蓬莱),1929年担任朝鲜京城中华商会主席;周慎九(蓬莱),1936年担任朝鲜京城中华商会主席。

  在利通轮船公司之前,“自仁川至中国烟台海道航权往操于日阿波国共同汽船公司(即日本阿波[也写作阿波国]共同汽船会社)。该公司所有之共同丸汽船,经朝鲜总督府及关东厅之补助,航行于仁川、烟台、大连近海各口。旅客货物中国实占多数。该船对于吾国商旅货物时加苛求,及种种无理之欺侮,华侨不堪其苦,痛恨日深”。

 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他们,8名董事,包括福山人傅绍禹、鹿玉轩,蓬莱人李书蓂,文登人毕明斋,黄县(今龙口)人马秀臣、慕文序、孙金甫、王仲腾。4名监察人,王起元、孙景三、黄廷弻、王浩生,都是牟平人。

  利通轮船公司经营船只为“利通号”(从日本购买的旧邮船“萨摩丸”)。“利通号”总吨数为1855吨余,官吨1122吨,航行于大连—芝罘—仁川航路,中间经停威海卫。每周往返一次。“对于华客、华货特别优待。吾国商旅莫不称便,创建十余载营业尚佳”。

  利通轮船公司成立后,就与日本阿波共同汽船会社展开竞争。“利通与日本共同汽船公司两相对峙,勾心斗角之竞争年甚一年,大有不两立之势”。此后双方害怕恐长此竞争两败俱伤,“乃于一九二八年春季订立两公司和解合同。言明票价一致,年终利益均沾等条件。表面虽略见缓和,然双方暗斗依然剧烈。闻共同丸在该航路每行一次需费六千元,至少受一千五百元之损失。现拟向日本递信省及关东州请求援助矣,大概除要求增加补助金之外,别无他法”。

  据吉林省档案馆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权威机构的资料显示,此次暴动的导火索是1931年在东北发生的“万宝山事件”。“万宝山事件”是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前,由日本在吉林省万宝山村策划的一起引发中国与朝鲜间冲突,为发动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制造舆论的事件。

  事件起因是这样的:吉林长春县地主郝勇德(也有写作郝永德)在未经民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就私自把土地租赁给朝鲜人。朝鲜人在租来的土地上修建水渠,破坏了当地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。7月2日,约400名中国农民开始破坏该水渠。日本驻长春领事派遣日本警察到现场“保护朝鲜人”,并向民众开枪射击。

  枪击事件发生后,“驻长春日领事欲乘机扩大事端,嗾使《韩鲜日报》驻长春记者金利三发布不实之新闻,鼓动朝鲜境内屠杀华侨”。受到对“万宝山事件”错误、夸大报道刺激的朝鲜人开始掀起大规模的排华暴动。暴动首先从仁川开始。“三日,仁川中国街以居住之华侨商店,尽被捣毁,侨胞死者四人,伤者无数,惨状难以言喻。四日京城(朝)鲜人啸聚了千余人,包围袭击,西小门町市内华商完全停闭,边僻侨农,及饮食店营业,尽被殴抢,货物一空,房屋粉碎,死者枕籍,伤者濒危。现到总领事馆者四千余人,食粮缺乏,奄奄待毙。平壤镇南浦等处,华商亦尽被捣毁,十余人,尸骨暴露,惨血淋漓,损害数百万之巨。元山群山海州各处暴动凶烈,损害无巨。华人信件,严厉检查,消息不通,呼救无门”。

  仁川华人商会主席傅绍禹乃与利通商船及日本二十八号共同丸交涉。分三种办法运送华侨,到烟台为止。这三种办法包括:一为免费待遇,二为半价,三为“整费,但减免一切附带费用”。“自七月五日开始运送,计两船共运九次、共走华侨万余人。其中十之四属于平壤,十之四属于京城,十之二属于其它”。在这次救助逃亡返国华侨行动中,利通轮船公司居功至伟。

  危急关头,挺身拯救华侨难民,利通轮船公司这一举动值得烟台人永远铭记。但利通号轮船的最后结局却令人扼腕。二战爆发后,1941年,“利通号”被日本作为战争物资强制征用。1945年4月8日,“利通号”在行经朝鲜半岛西岸时,遭到美军潜艇鱼雷攻击沉没。在后来发生的朝鲜战争中,留存在仁川山东同乡会馆的利通公司,其商业记录也被炮击烧毁。因此“关于利通号船只的记录也消失得无影无踪,向日本要求赔偿的记录也消失不见”。

  利通轮船公司在仁川的记录已经消失殆尽,那在烟台还有没有利通公司的记录呢?至今似乎没有发现。不过,笔者倒是发现芝罘区有一条叫利通街的马路。根据烟台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写的《老烟台街巷》记录:“利通街位于今胜利路北段路东南,原起二道街(今北马路),北至阜民街,长90米。建于1861年(清咸丰十一年)前后,取吉祥字意始名朝安街。1873年(清同治十二年),因上海轮船招商局烟台分局在此街设立而改名招商局街。1931年修建成水泥路面。1933年更名利通街。1979年该街被拆除重建,沿用街名,现长160米”。

  从这一记录中,我们可以看到1933年“招商局街”更名为“利通街”,但却没有解释改名的原因。笔者认为,一条老街道不会无缘无故地改为他名。况且招商局(烟台局)是一家大型企业,1933年在烟台同一地址继续运营的情况下,就将“招商局街”改为“利通街”,这其中必有蹊跷之处,背后一定隐藏了什么特殊的原因。

  1931年7月3日暴动发生后,“七日晚,据自仁川等处逃回本埠(烟台———笔者注)之侨胞杨心斋、刘杏祥等十余人泣告仁川、京城、平壤、元山、大邱、镇南浦等处暴动情形。侨胞之均遭屠杀及威逼投海者,死伤约数千人,焚烧抢掠仍未停止,即就仁川一埠而论,财产之损失,已达数百万元,其它各处,则以交通断绝,无从探索”。得此报告后,“烟台民众义愤填胸,誓为后盾”。并“定于文(十二日)召集市民大会,共谋应付方策”。并要求当局“迅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,严重交涉。立即制止暴动,以拯我十余万侨胞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并一致声明各地同胞,同伸义愤,誓死与日帝国主义奋斗到底,雪此奇耻”。

  可以看出,1931年发生在朝鲜的暴动,是烟台近代历史的一次重大事件。这次事件中,利通轮船公司及时拯救华侨的义举,自然获得烟台人的感恩。暴动发生在1931年7月3日,“各地至十一日方始恢复秩序”。但直到7月15日,招商局才派“新铭轮载米粮赴仁川,救济华侨”。暴动基本结束后,招商局才派船进行救助,这自然会引起烟台人的不满。因此,将“招商局街”直接更名为“利通街”,或许是烟台民众借此表达对招商局的不满甚至愤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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